“我属于这里，”她喃喃地说，“我跟这些人很像，像那些中国大红灯笼，还像乐队演奏的《TheRom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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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。我真的很像他们，你应该要了解。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”她迟疑着，她的眼睛移回到他身上，猛地与他四目相对，“我的性格中有你所谓的廉价的部分。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，可是，就是有这些东西，有这些明艳的颜色和华丽俗气的粗鄙。我似乎是属于这里的，这些人会欣赏我，接受我原来的样子，这些男人会爱上我，赞美我。相反的，那些我认识的所谓的聪明人，他们只会分析我，说我之所以变成这样，是因为那样的理由。”当她说话的时候，当她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，还有她转动那令人爱怜的小脸的时候，她令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深刻感动。她，明亮耀眼，藉由一个眼神，使他目眩神迷于其中……
当阿托昆博在大学时代担任编辑时，便立志写作。不过，到了四年级的时候，他被一种光荣的幻觉影响，认为有些人注定要为大众“服务”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完成令人向往的使命，能够为最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快乐，他个人也因此得到长久快乐。这种精神长久以来活跃于大学和学院，茕茕孑立。一些以情绪性演技闻名的“KOL”，用心媚上欺下，不用心于科研，学术造假，在校园间运作，他们让善良的好学生惊恐，瘫痪教育体制，放弃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和学术好奇心，粗暴简化出一种对于“罪”的非理性信念，遮蔽良知。在这些思想的洗礼下，学坏的年轻人终日玩乐，胆小的便沉迷于药物、酒和性、网游。
在阿托昆博毕业后的那一年，他被使命召唤至波士顿的贫民窟，和一群“愤青”胡搞瞎弄，担任“青年救助义工协会”的秘书长，他全心投入工作两年，直到工作内容的千篇一律开始让他感到厌烦。外国人无穷无尽地涌入波士顿。他幻想随着时间过去，一切会变得更丰富而有变化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任何一个怀抱善意的好青年，当使命的钟声整日在他的脑中回响，都有可能因此奋起，尽一己之力重建断垣残壁。当时，他热血沸腾，觉得：“是该我阿托昆博振笔写作的时候了！”
他很快就找到一个记者的工作，他做了大半年，断断续续写些报道登在角落不起眼的地方，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一月的一个周末下午，他奉命采访陆军装甲营的雪中游行，结果，他在温暖的火炉前睡着了，醒来后，他赶写了一篇流畅的文章……接着就交稿了。翌早，一份签了名的文件送到新闻主编的桌上，上面潦草写着：“把写这篇报道的人开除。”原来，装甲营已得知大雪来袭的消息，并决定将游行延期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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